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主要通过劳动力、土地和市场空间等资源禀赋优势吸收国际生产要素的流入，从而实现了国内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大发展。在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今天，由于内外经济结构的重新均衡，依靠外部生产要素单向流入的传统动力机制已不复存在。中国要实现更高水平开放，就必须营造同一规则制度，实现国内国外两个市场的差异化经济资源的互通和互动。很显然，这种制度的开放、对接是实现更大规模开放和发展模式的重要基础和前提。
从本质上说，要素流动型开放具有后发国家的发展特征，也是跨国公司全球投资大发展时代的产物。后发国家在劳动力成本、原材料供应和消费市场方面拥有巨大的发展潜力，它们通过开放市场，实现外部生产要素的流入，推动本地区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在东亚，这种要素流动型开放，具有显著的产业梯次转移特征。比如，最先发展起来的日本在产业更新过程中，就将其“夕阳”产业陆续转移至当时的“亚洲四小龙”、中国大陆以及东南亚其他国家。不过，这种生产要素梯次转移的步伐，在发达国家出现产业危机后便戛然而止。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是全球生产要素流动格局调整的一个重要转折点。由于国际投资和贸易失衡，发达国家重新反思其产业发展政策，它们在“再工业化”、税收政策和对外贸易等方面采取了“竞争性”的保护主义政策，最终对全球生产要素流动格局造成了颠覆性的影响。生产要素从发达国家流向发展中国家，不再成为全球经济常态化发展特征，国际经济合作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制度性壁垒，特别是在贸易领域。
这一形势的变化，自然对中国的改革开放提出了新的要求。过去40年来，中国一直遵循渐进式的改革模式，通过对标国际市场主流规则制度，不断融入全球生产体系。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为深化国内经济体制改革进程，中国尝试以创建自贸区改革为抓手，推动新一轮对外开放实践，包括简化进口审批程序等。2018年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成为中国参照主要经济体的政策实践进行新的“对标式”改革探索的一个重要平台。这种“对标式”改革，正是中国制度开放的核心体现。
当前，制度开放和国际合作是中国新一轮开放经济的重要发展趋势。制度开放，首先有助于降低市场机制下的制度型交易成本，另一方面有助于实现国内外市场不同资源的互动和互通。比如，从2013年上海自贸区创立开始，中国对外资实施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这意味着：在负面清单以外的领域，外资投资主体与中国国内投资主体均享有公平且对等的投资待遇。近年来，随着负面清单长度持续缩减，2018年底中国已全面实施负面清单投资管理制度，在证券和保险等金融投资敏感领域，推动了实质性的对外开放举措，如取消外资股比限制等。作为中国改革开放排头兵，2018年上海一口气推出“扩大开放100条”举措，涉及经济各个领域，外资独资企业特斯拉汽车落户上海，成为新时代中国开放市场的重要风向标。
在制度性开放实践中，除市场进入环节外，中国在营商环境塑造等政策领域也开展了一系列创新探索，与国际主流规制进行对标和对接。比如，去年上海以世界银行公布的营商环境指标为重要参照，对辖区内相关政策和制度进行了一系列有针对性的改革。2018年底公布的最新排名中，中国营商环境竞争力比上一年上升了32位。
作为世界上最大发展中国家，中国在对标国际市场规制的过程中，自身也逐渐成为“被对标”的对象，有越来越多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开始关注中国高速增长背后的改革逻辑，开始探索本国的改革开放政策设计和推动本国的工业化战略。在这方面，“一带一路”倡议和建设将成为中国对外制度合作的新载体，它以制度开放推动与主要发展中国家合作的新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