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首先对近期的经济形势做出了积极判断，认为一季度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好于预期，开局良好。这得到了数据的印证，一季度GDP增速6.4%，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8.3%，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达到57.3%，消费与服务业成为经济稳增长的有力支撑。而M2、社会融资等金融数据的超预期，也反映出我国经济正走在趋稳向好的轨道上。
各项数据季度性向好，说明前期一系列稳增长政策取得了成效。但也应清醒地看到，经济的下行压力不仅来自于短期性、周期性因素，更源于长期性、结构性矛盾。因此，缓解经济下行、推动高质量发展仅依赖短期政策对冲是不够的，根本上需要依靠中长期的结构调整与改革。会议指出，经济运行仍然存在不少困难和问题，外部经济环境总体趋紧，国内经济存在下行压力，这其中有周期性因素，但更多是结构性、体制性的。
值得关注的是，“体制性因素”这一说法首次出现。2018年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认为，“经济面临下行压力，这些问题是前进中的问题，既有短期的也有长期的，既有周期性的也有结构性的”。与之相比，本次会议认为体制性因素是经济下行压力的因素之一。这可以看作是高层对下一步政策给出的方向性信号，即稳增长的刺激政策有其边界，当经济运行出现好转、趋于稳定时，短期政策会根据经济冷热相机作出调整，不会一直宽松下去。而短期刺激解决不了结构性、体制性问题，必须要深化中长期改革。因此，本次会议不回避问题，释放出了强烈的改革信号，我们有理由期待更大力度的相关举措出台。
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高等研究院院长田国强对媒体表示，体制性因素可以理解为经济制度性原因，主要是没有界定好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治理边界。顺着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政府与社会治理的关系这两条线索，几项意在攻克体制性难题、释放经济活力的重点领域改革值得关注。
首先，在理顺政府与市场关系方面，国企改革看点颇多。国企改革的核心，就是破除旧体制内国企与地方政府政企不分、市场化程度不高的弊病，从而将竞争中性落实到各类市场主体中。根据国家发改委的消息，国企混改正在提速。国家发改委新闻发言人日前透露，国家发改委、国资委拟启动开展第四批混合所有制改革试点工作，第四批试点选择不局限于重要领域企业，考虑到前三批混改试点主要集中在少数重要领域，数量也较少，第四批试点的主要定位是“扩数量”和“扩领域”。国企混改显现出市场化的取向，如若能够更深入、力度更大、范围更广，国企的市场化水平、决策的科学性、经营的效率都有望得到提升，从而作为平等的市场主体与其他企业一道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
其次，商品、要素价格的市场形成机制同样是改革的关键。日前，广西发改委发布通知，从2019/2020年榨季起，广西糖料蔗收购价退出政府指导价格管理，实行市场调节价，这标志着国内四大甘蔗主产区的甘蔗收购全部回归市场化。这条消息引人关注，是因为这是一次体制机制改革，标志着“计划甘蔗”成为历史。政府定价机制实施多年，蔗农和糖企均有诸多怨言，政府决定价格不但抬高了制糖企业的成本，由于甘蔗种植成本上升以及政府收购价的变化幅度太小，蔗农也赚不到钱。这显现出计划体制与政府干预过多的弊端。如今政府退出、市场主导，甘蔗有望实现按质定价，市场机制可以在调节作物价格中充分显效。不仅是甘蔗，在诸如零售批发等非战略性领域，我国仍存在政府干预过多、市场定价机制缺位的情况，无法做到按质定价，这也就是所谓“体制性因素”。价格机制是市场经济的核心，如果能在更多领域进行机制改革，让市场决定要素与商品的价格，政府只是做好相应的调查统计、监督监测等服务，那么更多经济领域的活力就有望被充分激发出来。
在理顺政府与社会治理的关系上，户籍制度改革的力度或可更大一点。此前Ⅰ类、Ⅱ类大城市的落户限制已被大幅放宽或取消。接下来，户籍制度改革如何继续深入仍值得关注。要实现新型城镇化，充分释放城镇化带来的经济推动力，需要更宽松的户籍制度，让人口和资源要素更自由的在区域间流动，真正实现人随产业走，由市场决定要素和资源的最优配置。而随之可能带来的拥堵、污染等“大城市病”，应当用更科学、更高效的城市治理能力来解决。提高社会治理水平需要改革，这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保障。
中央政治局这次会议已经释放出了鲜明的改革信号。在经济短期改善、趋稳向好的良好局面下，我们更应乘胜去攻克那些结构性、体制性难题，向改革要动力，用更大力度的改革激发出更澎湃的经济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