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论：生态警钟响了
生态警钟响了
——生态群体事件引发的沉思
一、浙江省的生态群体事件
人们还记得，2004年10月22日《人民日报》在第16版上，以整版篇幅报道了我国南方水乡的一些省市水质性缺水问题，这些地方的人民喝不上干净水了。其中浙江是重点，既报道了“钱塘江：不能承受的污染之重”，又报道了省的治理对策：“浙江展示‘81’行动，全力拯救八大水系”，提出确保饮用水水源水质达标，争取到2007年，基本控制全省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趋势，基本解决各地突出的环境污染问题。所谓“8”是指全省的八大水系，所谓“11”是指11个设区市，又指11个省级环保重点监督区。应该说，浙江省领导的决心是大的，行动是快的。
然而对这个关系到广大群众的生存问题，群众似乎失去了耐性，迫切要求早日解决问题，有人形容群众的环保诉求呈“井喷”态势。据省环保部门统计，2004年全省有关环保问题的上诉事件高达5万件，居各类信访问题前列。2005年上半年以来，全省就发生了多起因环保纠纷而引发的警民、干群冲突事件。
仔细分析一下今年上半年浙江发生的多起环保群体事件，都是在重化工业集聚的产业园区，这些工业污染严重危及周围群众的生活和生产，另一方面它们又是当地政府的经济支柱和财政的主要来源。当地政府在解决事件时处于两难境地，两边都不能丢，但又不能兼顾。这充分说明，以高消耗资料和牺牲环境为代价的经济发展模式已威胁到广大群众的生存，再不能继续下去了。否则，不仅经济不能发展，还可能引起社会动荡，危及社会安定。
浙江的经济形势是很好的，人民收入是很高的，2004年全国评定的百强县中，它就占有30个，居各省市首位。近年来转而发展重工业，污染也随着严重起来。群众不仅迅速在信访上反映，又迅速起而反对，并发生多起生态群体事件。这个新情况是值得注意的，更应促发人们深深的思考。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情况是：在发生生态群众事件的同时甚至以前，有一些农民自动起来保护环境，一方面宣传环保意识，甚至自费刊登宣传广告，另一方面又坚决反对污染事件，还把对环保不作为的地方政府和环保局告上法庭，虽然败诉，却引起了各方面广泛重视，因而仍不断上告。有的自动组织起来，对附近的污染企业进行监视，企业一排污，就立即反映，而且十分认真、十分准确。比起官方的检查严厉得多，也有效得多，他们是“全天候检查”，与定期检查不可同日而语。这是一股新生的生态保卫者，是自觉自愿的，也是非常可贵的，只有充分依靠他们，才能有效解决企业的乱排和暗排问题，生态环境才能彻底改善。他们是时代的产物，又将推动生态时代早日来临。如何理解、保护、运用这个新生事物，是一件大事，是依靠群众切实解决环保问题的具体表现，领导应该认真思考和研究了。
二、许多地方的生态问题更为严重
浙江的污染形势有很大的代表性，但不是最严重的，该省发生的生态群体事件则是向全国敲响了警钟。当群众的生存受到威胁而又不能有效解决时，即使生活过得不错的地方，也会奋起自求解脱，这是社会发展的规律。因此，各地应该迅速有效地解决当地群众迫切要求解决的生态环境问题，保护群众的生存空间和生活条件，再不能年年空喊而问题依旧甚至加重了。我想，有几个带普遍性的情况应该引起重视并认真解决，它们的影响不仅面很大而且相互牵连和相互影响，很容易引发群体事件。
第一，全国水污染形势严峻。2005年1月有关部门对全国七大水系的175条河流、345个断面的监测显示：I～Ⅲ类水质占46．7％，其中I类占9.0％，II类占17．7％，III类占20.0％；IV～V类占24.0％,劣V类水占28．4％。同时对全国52个主要湖泊的评价显示：5个受到污染，26个受到严重污染，70％的湖泊不同程度地富营养化。有人指出：“我国的饮用水安全面临严重威胁，危及饮用水安全的基本因素就是水污染问题”；《光明日报》2005年3月24日报道：“七大江河水系劣V类水质约占三成”。我们知道Ⅳ类水就不能饮用，V类水以上，连农田灌溉也不行了。生活在这类河流沿岸和湖泊周围的广大群众，没有水喝了，农田也不能灌溉，他们的生活和生产受到的影响，当然是十分严重的，可以说生活和生产秩序全被打乱。只能花钱打井，许多地方井水也逐步受到了污染，他们的不满情绪之大可想而知。设身处地想一下，他们能承受多久呢？不认真解决行吗？这类群众有多少呢，更应弄清楚，绝不能心中无数。
第二，农村的面源污染和点源污染已十分严重。有人称之为立体污染，因为它们进入空气、土壤和江河湖泊，由于近年来农村畜牧业发展，点源污染进一步严重起来。最近，《人民日报》连续报道了两次(2005-08-25和2005-09-07)，前篇指出，总量超过工业固体废物总量，畜禽粪便污染成了大问题。后篇指出奶牛养殖已成为主要污染源。畜禽粪便本来是最好的有机肥，中国农民历来有农牧结合的好习惯、好经验，“养猪不赚钱，回头看看田”。现在却成了污染源，农业生产上的这种失误实在使人哭笑不得。值得注意的是，农村污染又和水污染、工业污染和城市污水污染结合起来，不少地方出现了癌症村，在许多地方，农民承受的压力太大了，可谓度日如年，再不能不切实解决了。
第三，部分耕地重金属污染严重超标，影响到国家的食物安全。有材料指出，我国受重金属污染和致癌污染物污染的耕地，大约占耕地总数的1／5，即三亿多亩，尤以经济快速发展的地区为甚。江苏农林厅专家周荣荣指出：苏南地区几乎有一半耕地超量施用氮磷肥，重金属及有机残留化合物污染严重。太湖地区的调查表明，水稻土壤安全状态约50%，预警状态约33％，轻污染状态17％，主要是重金属污染。身在鱼米之乡苏南地区的一些居民，也不得不吃外地输入的大米。土壤专家指出，江苏公路沿途土壤受污染率达80～90％，一些污染严重地段，发现了近百种的有害物质，具有致癌、致畸、致突变的“三致”作用。中国科学院南土所赵其国院士提供的数据表明，近年来，上海土壤中汞和镉的含量增加了50％，江苏化肥施用量是国家标准的两倍多，浙江南部一些地区土壤中铜、铅等重金属全部超标，持久性有机污染物部分检测率达100％。土壤污染的直接结果是农产品质量急剧下滑。全国有3亿多亩耕地被重金属和有机致癌物质污染，人们当然要为我国的食品和粮食安全担忧，它关系到全民族的健康问题。对这个重大问题应该认真研究解决了。
第四，超采地下水的可怕后果。有资料指出，我国超采地下水并已形成地下漏斗区的面积多达19万平方公里，29个省区市都不同程度存在，主要分布在黄、淮、海流域，占总超采面积的70％以上。超采的结果是区域性地下水位持续下降。水资源枯竭，还诱发地面下沉和塌陷、海水入浸和荒漠化，我国已有50多座城市发生地面下沉问题并引发一系列严重灾害。还有一个严重现象未被重视，这就是由于城市污水大量流入附近农村加上河流污染，随着地下水超采，污水也跟着下渗，因此，清洁的地下水枯竭以后，这类地区又面临一个浅层地下水受污染而不能利用的问题。那时，这类地区的城市和农村的饮用水和生产用水如何解决呢？除了沿海城市和附近农村能用海水淡化办法解决外，其他城市和农村恐怕只能利用天然雨水了，但这一套集水设施如建设清洁水库、塘坝及运输管道等，工程量是巨大的，投入也是巨大的，国家和人民均不堪重负，却又非承担不可。这也是错误的经济发展模式引发的严重恶果。
上述四个方面的问题都不是孤立的，而是互相交错、互相影响的，因而必须用系统工程的方法，统筹安排、协调解决。由于难度很大，领导部门不下大决心，不采取有力措施，是不能解决的。又由于涉及面太大，受到影响的群众众多，历时已相当长，再不能久拖不决了，绝不能等到酿成群体事件之后再被动解决。我以为应充分相信群众，并和群众一道认真地协调解决，愈早愈好，愈主动愈好。
三、人们关于我国经济发展模式的思考
近来，人们从不同侧面思考我国经济发展模式问题，旧模式已走到尽头的论点和必须改变现行经济发展模式的论点，都明确提出来了。这个现象非常值得重视，应与前面讲的许多生态方面的严峻现实，结合起来认真思考。这里举出三个实例供参考：
第一，《半月谈》杂志今年第16期刊登一篇经济综述，从当前经济生活中出现的五个反差，得出一个严肃的论断，“旧的发展模式已到尽头”。五个反差是：(1)宏观经济形势好与部分工业企业利润增幅回落形成反差；(2)出口大幅增长与外资实际到位下降形成反差；(3)生活资料价格增幅下降与生产资料价格相对上涨形成反差；(4)宏观经济各项指标好与股票价格下跌形成反差；(5)城乡居民收入快速增长与因社会分配不公引发的经济利益矛盾增多形成反差。专家们认为这五个反差昭示我们，旧的发展模式已到了尽头，应该深思这个变化，在“十一五”期间，加快发展模式和增长方式转变的步伐。可见，所谓旧的发展模式就是现行的发展模式。这是经济研究人员从当前经济生活中出现的新变化提出的新论点，当然值得重视。
第二，《学习时报》8月29日刊登了水利部部长汪恕诚的文章，他除对当前经济工作中存在的一些错误认识和做法进行了尖锐的批评外，最重要的是明确提出这样一个论点：如果不改变目前的发展模式，恐怕到不了人均3000美元，我国的资源和环境就会出现很大的问题。历史可能根本不给我们机会，让我们达到人均8000美元时，再回过头来搞污染治理。而令人感到遗憾的是，我国有些人却正在做着这样的美梦，先污染环境以发展经济，等到人均达到8000～10000美元时，再回过头来治理污染。他认为这是一个错误的思想，与我国资源与环境的现实极不符合。当资源的承受能力和环境的承受能力超过极限，无法维持社会经济的盲目发展，整个经济就会崩溃，那时，付出的代价将是极其惨痛的。作为共和国的一名部长，能这样坦率直言是要有很大勇气的，因而也是十分可贵的。在我国正需要树立这种直言的风气。
其实资源和环境承受的压力，首先就是广大群众承受的压力，当他们长期呼吸不到新鲜空气、喝不到干净水、吃不到安全食物时，谁能忍受呢？能不抗争吗？那将是一种什么情景呢？浙江当前的生态群体事件不过是轻微的前奏而已。
第三，《参考消息》(2005-09-06)刊登了英国《今日世界》月刊8／9号上的一篇文章《生态崩溃可能来临》，专讲我国当前的生态危机。《参考消息》把标题改为《生态危机制约中国可持续发展》。文章讲了许多严峻的情况，并有许多生动而尖锐的描述，比如：“任何到过中国一个大城市的人，都不会对灰蒙蒙的天空和弥漫着硫的空气感到生疏。世界20个污染最严重的城市就有16个在中国。”“过去10年，中国的年增长率保持在10％左右，最近的经济史没有为可持续发展留下太大的余地。”文章的结论是：“中国现在也许还没有达到生态崩溃的程度，但已经可以感觉到它的征兆。如果要使福利不仅在短期内而且在中期和长期内继续增长，就必须对这个国家的基本方针进行认真的调整。”应该说文章是尖锐的、坦率的，我以为也是友好的，它明确提出国家的基本方针必须调整，文章的结论和上述两文的论点是一致的，只是分析问题的角度不同而已。
我相信这方面的议论还会不断涌现出来，因为当前的严峻形势，迫使人们多方面、多角度思考和探索解救之策，寻找新的发展途径。时势造英雄，一定会有高明的思路和办法涌现出来，以适应时代的需要。当前仅是一个开头，只是提出问题，精彩的文章还在后面。我们应该充分发扬民主，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在总结现行经济发展模式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找出适合国情的新模式。
四、应该重新研究布朗的《B模式》理论
为了改变现有的经济发展模式，找到适合国情的新发展模式，人们很自然地想起莱斯托·R．布朗《B模式》理论。应该重新研究此书，温故才能知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原世界观察研究所所长、现任地球政策研究所所长的莱斯托·R．布朗，于2002年和2003年先后在我国出版了两本书：《生态经济——有利于地球的经济构想》、《B模式——拯救地球·延续文明》，用通俗的科普形式，纵论地球面临的灾难及解救办法。他把发达国家现行的经济发展模式称之为A模式，其特点是“以化石燃料为基础，以汽车为中心的用后即弃型经济”(《生态经济》P22)，它是建立在环境是经济的一部分的理论基础之上的，认为自然界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由于对自然界无限制的索取和掠夺，废弃物愈来愈多，自然界无法承担和消化，一系列危机就不断涌现出来，首先是四大生态系统全面紧张，其次大气中CO2浓度不断增加，气温上升，冰川雪山融化，海平面上升……结果则是自然灾害频繁，危及地球和人类生存，A模式本身也无法继续下去。它违反了自然规律，遭到自然界严厉的报复。
布朗还明确指出，A模式不适合中国。但我国当前的经济发展模式却正是或类似A模式，这样，当前已形成的严峻形势就很容易理解了。布朗提出必须用B模式来替代A模式。所谓B模式就是“太阳／氢能源经济，城市交通则以公共轨道系统为中心，多用自行车少用汽车，再加上广泛的再使用／再循环利用的经济。而且我们必须稳定人口，越快越好”(《生态经济》P22)。这种模式不仅能够实行，已有一些成功典型，一些国家已取得可观成效。特别是新能源各国均有，不像石油和天然气只少数国家有，各国用不着为争夺能源而斗争了。实行这种新模式已不是要不要和能不能的问题，而是如何加快速度以挽救地球和人类免于消亡的问题，是各国领导者的觉悟和决心问题。资金和技术也都不是问题。因此，用B模式替代A模式，实际上是拯救地球行为与破坏地球的行为在赛跑，必须在地球崩溃之前，建立起新能源经济体系，扭转破坏行为。时间实在不多了，替代的行动必须加速。
我以为这个论点对我国也是适合的，而且更具紧迫性。令人高兴的是我国还具有几个优越性，可以先行一步。
第一，建设新能源经济体系，我国比其他国家更具紧迫性。紧迫性其实也是一种优势，是逼上梁山，置之死地而后生。这个力量是十分巨大的，运用好了，可以办成大事。
第二，我国北方日照长，太阳能优势大，风能也很充足，又有大量沙漠和沙化土地可以利用，发展太阳能和风能的条件是非常优越的。
第三，我国还有发展农村生物能源的巨大优势。发展沼气已有多年的历史，经验十分丰富，成功典型也很多。现在，中央和国务院下决心大力推行，沼气工程完全可以在广大农村实现。这项工程，其功能是多方面的，既可解决农村能源，又可改善农村卫生条件，还有利于山区绿化，对于发展农村经济特别是山区经济十分有利。完成这项工程，农村形势将发生重大变化。它很可能成为我国能源的一大特色和我国农村建设的一大特色。
我以为充分利用这些有利条件，认真组织新能源建设，把经济发展逐步建立在新能源基础上，我国的经济建设就容易做到可持续发展和实现良性循环，做到经济、社会、生态协调发展，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我国的生态环境好了，酸雨和沙尘暴就能逐步减轻以至消亡，这对于周边国家也是十分有利的。这种模式本身对周边国家当然有巨大的吸引力。
二论：21世纪我国农业和农村建设问题
——兼谈大力推行生态农业县建设的经验
21世纪我国农业和农村建设问题
——兼谈大力推行生态农业县建设的经验
一、21世纪前50年我国必须完成的两大战略任务
一是经济上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这是硬指标，与过去的脱贫标准、小康标准不同。后二者是根据我国的具体条件确定的，别人不能说什么，低一点也可以。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是客观存在的，有一大批国家的现实水平摆在那里，虽然各不相同，但有几个共同的标准是公认的，必须达到。我国与它们之间还有相当差距，大家都在前进，我们要想办法快一些。要赶上就得比它们更快一些，这个任务当然是十分艰巨的。我国资源与环境的压力大，回旋余地小，更加重了实现的难度。
二是全国大部分地区实现山川秀美、江河清澈。这与前一任务不可分，是一个问题的两个侧面。没有后者，前者很难实现；没有前者，又无力量建设后者。二者必须同步完成，这是我国资源情况特别是生态环境现状决定的，是不能回避的，因而难度就更大了。
后一任务更为艰巨，且看现状。我国目前的生态环境十分脆弱，而且还在恶化。有五顶不光彩的帽子压在我们头上：水土流失大国、荒漠化(包括石漠化)大国、水旱灾害大国(也叫水资源紧缺大国)、污染大国和酸雨大国。这主要是经济建设中的失误造成的，绝不能完全推给客观因素，也不能完全说成是工业化的必然产物。这五方面的问题又交织在一起，分头治理不行了，即过去的老办法不行了，必须有新办法、新措施。
再研究一下任务情况。大部分地区究竟是多大？50％显然不行，60％似乎也少一些，一般认为应是70％～80％，90％当然更好，但难度太大。按70％算，一年得治理好并保存下来13.44万平方公里；按80％算，是15.36万平方公里。过去50年的水保工作每年完成多少呢？有两个数字，一为67万平方公里(1999年1月公布的全国生态环境建设规划)，一为74万平方公里(《人民日报》，1998-08-04《全国水土保持工作成绩巨大》)。以后者计，每年约治理1.5万平方公里，保存下来多少未公布，标准是很低的。现在每年要治理好13万～15万多平方公里并保存下来，可见任务之艰巨。
这两大任务必须完成，否则，振兴中华的伟大战略无法实现，而且也很难立足于发达国家之林，又将回到落后挨打的悲惨境地，这是绝对不可以的。但要完成两大任务，就必须有新的建设思想和办法，真正把发展经济、建设环境、培植资源等工作结合起来，与掠夺性经营思想和做法彻底决裂。这是一场经济建设思想和建设方法的革命，而且必须提前完成。因为我国人口还在增加，大约将在16亿的水平上稳定下来，而老龄社会已提前到来，三大人口高峰(人口、劳力、老龄)叠加，压力是十分巨大的。我们必须在高峰到来之前，基本完成两大任务，才能从容应付，并使我国逐步强盛起来。总之，形势逼着我们走上一条建设新路。时事造英雄，也呼唤英雄，一代新的建设人才将大量涌现出来。
二、重点和难点在农业和农村
要在经济上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就农业和农村来说，就要实现农业现代化、农业产业化，就当前的发展趋势分析，特别要实现绿色食品或有机食品生产，以便积极参与国际竞争，农产品进入国际市场。为此，整个农村环境就得实现无污染化，能广泛进行清洁生产。更重要的是要使农村富裕起来，有力量实行农业和农村的现代化建设。从我国农业和农村现状来看，要达到上述境地，差距还很大，有大量工作要做。经济上要大发展，生态环境建设方面，要建设一个秀美山川。2000年，我国农村人均纯收入为2200多元，离小康水平还差一大截，而负担又很重，仅仅解决了温饱，一些贫困地区，农民还在为温饱奔忙。县级经济也较困难，一半以上的县还在为发工资奔忙，没有力量发展经济，大部分乡、村负债运行(一位专家指出，有75％的乡镇负债运行)，困难更大。全国的生态环境恶化趋势还未完全遏止，大水、大旱、大风沙轮番袭击，使我们陷入被动应付的困境。就是说，我们还不能放手开发经济和建设生态环境。我国以7％的耕地养活了占世界20％多的人口，这当然是一个伟大成绩，使我们扬眉吐气；但另一方面，我们又同时使用了30％的化肥，这不仅加重了农民的负担，也使耕地承受了巨大的压力，这个隐患迟早要爆发，我们必须早做准备。由于我国农产品出现了供大于求的新形势，许多人以为农业问题解决了，大大松了一口气，忽视了对农业和农村的投入，这更增加了解决的难度。
更为重要的是，我国是一个多山的国家，山区面积占国土的70％，居住着众多人口，特别是许多少数民族居住在山区。就县来说，位于山区半山区的县约占75％，纯平原区的县占25％。就大部分省区来说，境内山区面积占到七成、八成甚至九成，不建设山区如何能实现现代化。就是说，我们将在山区搞农业和农村现代化建设。山区被破坏的程度和建设难度还未引起人们应有的重视。其实，现在的许多严重问题都出在山区，如水土流失、荒漠化、石漠化、水旱灾害、森林破坏、贫困人口等，解决的难度也很大。这些问题的形成，虽有客观原因和历史条件，但主要是由于我们主观上忽视山区。不了解或不承认山区的特点造成的，应该深刻反思并找到解决办法。山区是一个整体，是一个复杂的大系统，有它的发展和运行规律，虽然它的潜力是很大的，特别我国南方山区是公认的全世界的一块宝地。但我们必须按山区的发展规律进行开发和建设，再不能随意掠夺了。这是一门大学问，不研究不掌握它，我们就无法在山区实现农业和农村的现代化，而没有山区的现代化，我国农业和农村的现代化就是一句空话，全国的现代化也将是一句空话。现在谈论农业和农村问题时，很少谈到山区，在西部大开发的讨论中也很少谈到山区，这是令人百思不解的现象，在我国离开山区在哪里搞建设呢？平原就那么一点，而且已是城市、工厂林立，人口众多，早已过度开发了。而且山区不建设好，平原也不得安宁。这是大家都深切体会到了的。这种忽视山区的现象再不能继续下去。山区问题是我国的国运所系，再不能不深人研究和认真建设了。
总之，完成两大任务，重点和难点在农业和农村，尤其在山区，必须高度重视并采取新的办法大力解决，否则，它势将拖全国的后腿，严重影响两大任务的实现。
三、发展县域经济，实现富县富民，是解决农业和农村问题的关键
实现农业和农村现代化、产业化和实现绿色食品生产，县一级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承担着推动和组织任务，这是我国现行制度决定的，一时无法改变。我国县一级的特殊作用是历史上长期形成的，而且是一条十分重要的经验，“郡县治、天下安”，即对于社会安定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经济发达的县，人民富裕，社会就很安定，各项事业欣欣向荣；经济困难的县，人民也较穷，各种问题就出来了，上访人员多，县里的工作就很被动。这是人人都知道的现实情况。
要发挥县的推动和组织作用，首先就要求县一级有较强的经济实力，因此，县域经济工作必须认真做好。
县域经济是区域经济的一个重要形态，它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系统，要发展和富裕起来，必须有一个科学的包括社会、经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规划，按规划有步骤地进行长期建设，同时实现富县、富民加生态环境建设，把上级规定的各项任务纳入规划之中，统一实施。这样的规划非常重要，著名科学家钱学森曾明确指出，农业是一个复杂的大系统，没有一个科学规划并按之行事，谁来指挥都将是瞎指挥，只能把事情办坏。50年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完全证实了这一论断。50年来，有些县这样做了，效果很好，绝大部分县没有这样做，这正是许多县经济长期上不去甚至长期贫困的根本原因所在。再不能这样混乱下去了，特别是贫困县，那里的群众还能忍耐多久呢？应该设身处地替他们想一想。
这样重大的任务为什么长期没有实行？原因是多方面的，也正是当前要认真研究和解决的大问题。原因大约有这样几条：
第一，我国虽有整体发展规划，但任务分解到各业务部门分头实施。有些业务部门掌握着强大的人财物力，并有决定分配的权力，谁不听它的就得不到资金和物资；条条分头下达任务包括资金和物资，没有一个部门把各项任务协调起来，这样就形成“九龙治水，群龙无首，条条块块各自指挥”的分割局面。县一级无权无钱，只能服从。用县里同志的话说，“谁给钱就给谁干，谁抓得紧就给谁干，有时需要干的事无法干，不需要干的却非干不可”。从上面看，都是按计划进行的，井井有条；从县的实际情况看，杂乱无章，往往与发展县域经济无关甚至相抵触。这种有计划的无计划局面长期存在，建设效率十分低下。从现在暴露出来的情况看，建设用的资金和物资大都层层分流，到农民那里就很少了，弄得什么工程都是“豆腐渣”，连扶贫款和移民款也是如此。这样的建设体制正是县域经济无法发展的重要原因。
第二，上级领导机关没有一个部门抓县级经济的综合发展工作。县级要想干，只能自己组织，难度当然很大，部门干涉力量又如此之强，想干也很难干起来，绝大部分县只能不干了。据我所知，山东省有一个群众性县域经济研究会，每年召开一二次讨论会，介绍一些县域经济建设的新经验，山东经济发展较快，县一级很活跃，与此有很大关系。我每年都应邀参加，学到很多东西。这个经验很值得重视。
第三，县级领导变动太快，过去三年一任，现在说是五年一任，实际上二三年即换，加上异地“做官”，人生地不熟，又急于创造“政绩”，只能抓短平快项目，短期行为自然就大大盛行起来。形象的说法是：第一年了解情况，第二年开始工作，第三年准备后事。这样，那种“一张蓝图绘到底，一届接着一届干”的盛事，就只能理论上说说而已。
第四，县一级没有把各部门的任务进行组装配套、形成合力的权力，想干也无法干。除少数县级领导认识明确、决心创造一个新局面，因而顶着干以外，绝大多数县只能被动应付，一切听命各业务部门的安排，让干啥就干啥。以最近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规定的2001年农业和农村工作十大任务来说，即：(1)继续推进农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全面提高农业的素质和效益。(2)坚持抓好粮食生产，提高粮食生产效益。(3)逐步转移农业富余劳动力，多渠道增加农民收入。(4)加快农村税费改革，从根本上减轻农民负担。(5)加大投入力度，加强农业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6)深化农业科技和教育体制改革，大力推进农业科技进步。(7)改革农村信用合作社，改善农村金融服务。(8)坚持开发式扶贫，改善贫困地区的生产生活条件。(9)扩大农业对外开放，积极参与国际竞争。(10)深入开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学习教育，促进农村社会全面进步。这些任务分属农业、财税、科技、金融、建设、扶贫、宣传等部门。分头试点问题还不大，但到县以后如何协调进行呢？谁负责协调呢？与发展县域经济的任务又如何结合呢？如果县级只能被动应付，效率又从何而来呢？此外，还有正在推行的许多的任务，如天保工程、退耕还林草工程、水保工程、治沙工程、封山育林工程、兴边富民工程等，如果都是各干各的，县级更是招架不住了，哪有精力发展县域经济。
这种状况长期存在，县域经济如何能展起来，农业和农村的现代化又如何进行？两大任务又如何完成？我以为，这是当前存在的最大问题，是许多工作难以落实的关键所在。这是现行体制和领导部门工作上的缺点造成的，自己给自己制造了麻烦。这种状况还能继续下去吗？
四、中华大地已出现了解决问题的有效模式和大批成功典型
正当我们探讨能不能改和怎样改的时候，中华大地上已出现了解决问题的有效模式和大批成功典型，它们的影响力愈来愈大，正在和准备这样做的市县愈来愈多。这是十分振奋人心的新事物。这是一批专家学者长期宣传和探索、县级领导依靠科技人员和广大群众辛勤实践的共同成果，是非常珍贵的。这个新事物就是生态农业县建设模式和典型。
我国的生态农业县建设活动是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的，是生态经济理论在我国宣传和实践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开始时只搞生态庭院和生态户，逐步发展到生态村(自然村和行政村)、生态乡镇、生态农、林、牧、渔场，80年代末期出现了一批生态农业县，即以县为单元，有计划地推行生态农业建设，同时把各项工作组装配合起来，形成合力，共同发展县域经济和各项建设事业。全县很快出现干部和群众积极性高涨、社会安定、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的喜人局面。1991年夏，在河北省迁安县召开了第一次全国生态农业县建设经验交流会(半官半民性质，几个部和几个学会共同主持)。1993年末，国务院七部委局联合成立了生态农业县建设领导小组并召开了第一次生态农业县建设工作会议，决定直接领导51个县进行实验，要求各省市也各抓一些县进行实验。生态农业县建设活动在全国进一步开展起来。1999年夏，领导小组组织力量对51个县的阶段性成果进行验收，2000年3月召开会议宣布验收结果，并选出16个生态农业县建设、先进县(其中10个在山区)，会议还选定新的51县继续实验。同年4月，国家环保总局对所领导的154个生态示范区(大部分也是县)中验收合格的33个县举行挂牌大会。这两项行动又进一步推动生态农业县和生态示范区建设活动。目前大约近300个县在进行这两项建设活动，还有二十多个地市在全地市范围内自动进行这两项活动。
这批县的共同特点是：县级领导有强烈的生态经济意识，决心走一条经济建设新路。依靠科技人员和有经验的干部制定出一个县的综合发展规划，经群众讨论修改、县人大通过具有法律效力，在一定时期内，各届政府连续执行，即所谓共念一本经和一张蓝图绘到底；按照规划，把境内各种自然资源逐步合理利用起来，发展大农业；把县级各部门的人财物力协调、组织起来为实施规划服务，各部门工作纳入规划之中，统一实施。结果是五味调和百味香，同时实现了富民、富县并使境内山川秀美起来的几大任务，各部门工作也完成得很好。他们成功的奥秘，就在于一举解决了长期困扰我们的四大难题，即掠夺性经营思想、小农业思想、条条各自为政和短期行为。他们是顶着条条的压力这样干的，至今还没有得到过任何的财政补助。由于这样做符合事物发展规律，符合农民要求，农民积极拥护和参与，形成愈干愈想干、愈干规模愈大和速度愈快的喜人局面。所以专家学者们称它是农村改革开放中的第三个伟大创造。
它们下一步的目标是：建设生态经济强县，发展绿色生产基地，生产绿色食品和有机食品，供应城市和出口创汇，这正是时代的需求。这样的县多了，将出现绿色农村包围城市的新形势，逼着城市加快改造，不再以农村为壑，从而推动全国的生态环境建设。这极有利于两个战略任务的顺利完成。
这样做，县级领导和干部的积极性是高的，他们可以有计划地发展县域经济、实现富县和富民；农民的积极性更高，可以很快富裕起来并建设现代化的新农村，他们早就表示宁愿苦干不愿苦熬了。这两种积极性是最宝贵的，是推行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最大保证。阻力可能来自各级业务部门，他们的财路和权力被削弱了。为了更有效地建设伟大祖国，他们必须“割爱”。难道这点“牺牲”也舍不得吗？
从现有经验看，坚持按规划大干苦干，一般县10年左右，较困难的县20年左右，生态环境十分恶劣的县(如甘肃的定西县)30年左右，就能改变面貌，不仅脱贫，生产和生活就能进入良性循环。即是说，用一代人的时间，我国山区完全可以扭转形势，绝大部分县能够富裕起来。
这样做的条件有三：(一)组建好一个县级领导班子，他们具有鲜明的生态经济思想，决心带领群众艰苦创业，班子比较稳定并保持工作的连续性；(二)有权协调和使用各部门的人财物力为实施建设规划服务，部门工作纳入规划之中；(三)有一个发展县域经济的科学规划，各届政府必须认真执行，防止一届政府一本经、各干各的。这些都是上级领导部门应该完成的工作，当然是能够做到的。
2000年8月，黑龙江省委、省政府共同作出决定：全省学习和推行拜泉县的精神和经验，努力建设生态农业大省。拜泉县是全国生态农业县建设16个先进县之一，黑龙江省为我们作出了榜样。前些年，广西壮族自治区也大力推广了恭城县的生态农业县建设经验，效果很好。各省市均有自己的生态农业县和生态示范区(两者名称不同，重点有别，但基本思路和做法是一致的)，它们都有各自的特色和成功经验，似乎也应该认真总结、提高和推广。这样，全国的生态农业县和生态示范区建设活动，就能大规模地开展起来。不仅能富县和富民，对于我国农业和农村建设也将产生巨大的推动力；对于新世纪前50年我国两大战略任务的完成，也将产生巨大的推动力。这个问题应该提到各级领导的议事日程上来了。
考虑到生态时代已降临中华大地的新形势，生态农业县建设和生态示范区建设的意义和作用更应刮目相看。良机和良法同时出现，实在是一大盛事，绝不能失之交臂。需要进行一场大讨论，以提高各级领导部门和干部的认识，推动这场大改革的开展和完成。
三论：我国生态环境与大农业建设
我国生态环境与大农业建设
——严格按客观规律建设大农业
一、我国生态环境特点
我国生态环境有如下特点：
第一，多山的国家。山区和丘陵合占国土面积的70％，南方山区是公认的全世界的一块宝地。
第二，草原大国。北方牧区有40多亿亩草原，南方草山(属山区范围)近10亿亩，是我国草食畜牧业的强大生产基地。
第三，贫水大国。我国是公认的贫水国家之一，北方尤甚，北方山区干旱严重。
第四，黄河下游多次决口改道，南人淮河，北人海河，这一广大平原分布多条黄河故道，沙化严重。
第五，几条大河下游是广大农业区，也是我国主要的粮棉油主产区。
我国天然形成山区、牧区、农区三大区域，相互支持，相互协调，不可偏废。
由于人口众多，三大区域都要充分发挥作用，以保证供应、保证生活和生产空间。
二、大农业战略和布局
(一)山区和牧区大搞林草建设。
林，主要是生态产品和林特产品，木头是副产品。林特产品中又以木本粮棉油产品为主，这是我国林业的特点决定的，木本粮棉油树种特别多，优质的也多，实乃天助我也。由于人口众多，因此，我国必须实行草本粮棉油与木本粮棉油并重的方针，保证众多人口的食物安全和出口创汇。林业的概念与原来的提法大不相同。
草，也有新内容，即建设以饲料桑和豆科灌木为主的灌丛草地。这是我国人民和专家创造的新模式，用它来建设人工草场，不仅种苗丰富，而且产量高、质量好、成本低、收效快，还增加绿色植被。用这种模式建设山区和牧区的草场，发展草食畜牧业，既富山区和牧区，又减轻农区畜牧业的压力，从而减轻饲料粮供应压力(约占粮食产量的1／3)。
(二)农区，除积极经营粮棉油生产保证供应外，由于压力减轻，可以腾出部分耕地发展多种经营，增加农民收入，调动农民的积极性。
(三)黄河下游沙化严重地区，应找到新的生产模式，从已有典型来看，开展林间经济，是一种很有希望的模式。
这样做，三大区域都能发挥作用，也都能富起来，全局就活了，保证国家各项建设事业顺利进行。
这样做，符合自然规律，能充分发挥林草资源的优势，同时又增加绿色植被，改善生态环境，既是生产建设又是环境建设。农民得到实惠，又进一步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为下一步发展打下基础。
这是人们现在的认识和想法，而且只是部分人的认识和想法。新中国成立以来，近60年的长时间里，我们是怎样想和怎样做的呢？结果又如何呢？这是需要认真研究和总结的，不能回避也不应回避。温故才能知新，找到了问题，才能有好的解决办法，才能有清醒的前进的方向。更重要的，我们必须从当前的实际情况起步，逐渐转到这种模式上来。
三、老模式的特点和引发的系列矛盾
新中国成立以来，为了发展工业和实现现代化，要求农业保证粮食供应和为工业提供建设资金，我国农民做出了巨大贡献。为了保障粮食供应，除农业区大力发展粮食生产外，在山区则毁林开荒生产粮食，在牧区也一样。除几次大开荒垦地几亿亩以外，还搞了一个半农半牧区(也叫农牧交错地带)，实际上变牧区为农区。这样做的时间很长，到20世纪末才实行退耕还林还牧，算是开始纠正这一做法。但山区被破坏了(当然还有其他原因)，牧区更为严重。我国现在是世界上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每年流失土壤50多亿吨，危及江河湖库和农田，现在的流失面积、按现在的治理速度，100年才能治理完。牧区荒漠化严重，草原学者指出，“我国北方草原已成为和即将成为不能自我维持和不可持续发展的系统。”莱斯托·R．布朗则警告：“中华文明正在流沙面前退却。”这个损失无法计算，后果更严重，两大区域成了扶贫对象集中的地方，既不能保障农区又不能提供较多产品，甚至不能自给，并使农区独立承担粮食供应任务，压力更大。
由于人口增加，耕地不断减少，水肥供应已达极限，不断增加的粮食供应任务实在难以完成。前几年农业专家们提出紧缺资源替代战略，即发展草食畜牧业以减少饲料粮生产，不仅杯水车薪，也未见行动，可见还未进入决策系统。
现在又遇到了新问题。一是我国南方出现了一个酸雨区，占国土的1／3以上，成为世界三大酸雨区之一，又位于我国经济发达地区和农业主产区，对农业的影响肯定不小，现在似乎还未仔细算账，但非认真估计不可。二是我国七大河流三成左右的河段是五类和劣五类水，不能灌溉了，两岸农田受到影响。三是重金属污染的耕地已占到1／5，即3亿多亩，它当然影响粮食生产特别是粮食质量。
农民种粮没有积极性则是最大的问题，农业部主编并出版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百村调研汇集》中的100个典型，没有以粮食生产为主的，那么谁来积极搞粮食呢？群众没积极性的事情能持续发展吗？这是常识，决不能自己欺骗自己。
必须认真研究和解决粮食生产任务问题。人均400公斤粮是一种方案，也有另类方案(把饲料粮划出来)，应比较研究并重新决策。
明确由谁治理北方荒漠问题。农业部长期管理的北方草原成了荒漠化草原，彻底被破坏了，当然要找到原因和解决办法。这使人想起钱学森同志1989年1月关于建议设国家草业局给国务院领导同志的信。他当时就指出，农业部工作十分繁重，不可能再管北方草原。近20年的实践结果证实了钱老的判断，使人陷入沉思。现在的问题是谁负责恢复工作，目前管理归农业部，治沙防沙却归国家林业局。究竟谁负责恢复草原，谁来协调，对此，实在非早日明确不可了。
明确由谁负责木本粮棉油生产。木本粮棉油生产，是林业问题，农业部管不着，林业系统目前没有这个任务，这是行政体制的一大空缺，也应早日解决。
三大区域协调发展工作由什么部门负责呢？这是一个更大的问题。
这些重大问题不解决，农业只能在死胡同里打转转，并引发严重后果。
四、张薰华的新理论
当我们为了解决吃饭问题而破坏了山区和牧区，造成山区水土流失严重，北方荒漠化和南方石漠化也日益严重，生态环境和农业都陷入困境时，我们不得不重新思考复旦大学教授张薰华20年前提出的新理论。
张薰华教授是研究《资本论》的经济学者，又花精力研究农业问题并提出新的见解，实在了不起。他在《生产力与经济规律》(1989年出版)一书中，提出林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以及林、农、牧、渔、副排列次序，认为林是人类生存问题，农是人类吃饭问题，农业搞不好会饿死一些人，林业搞坏了人类难以生存下去。我看到这个论断后十分赞同并写了文章加以鼓吹，还认为它将在农业战线引发一场思想革命，推动人们认真思考一系列深层次的重大问题。当时我觉得我国面临着紧迫的生存问题，以及经济建设中的掠夺性经营思想和经营方式问题，农业方面的小农业经营思想和经营方式问题，它们都是亟待研究和解决的。但我的判断错了，这个新理论受到了冷遇，被封杀了。时至今日，它仍是一种观念形态存在书本里和一些刊物的论文中，这当然使人陷入沉思。
一个符合客观规律的理论，关系到人们的生活和生产，处于生产第一线的人们会在实践中运用它，可能并不自觉而是由于生产和生活的需要。据我所知，山东齐河县就是在全县范围内实践这一理论的典型例子，虽然他们并不知道这个理论，可贵之处也正在这里，真理在为自己开辟道路。
2006年3月，齐河县被授予全国绿化模范县桂冠，是全国同时被授予桂冠的54个模范县(市)之一。
2003年以来，该县造林85万亩，全是农民自己投入建设的生产林，又全部是速生优质树种，有些林地与农田结合起来，创造了林农牧结合的新模式。三者互相促进，而不是人们想象的互相抑制。现共有林地100万亩，森林覆盖率由17％上升到47．2％。全县农民人均1．7亩，据称每年亩均蓄积木材3．5～4立方米，每立方米800元左右，仅此一项，每年为农民增加5000元左右的资产。由于几家林业公司牵头，全县的林业产业化也已形成。林业又促进了农业产业结构的优化，由单一粮棉经济改变为“林粮棉菜桑，菌药牧工商”十大产业格局。特别重要的是生态环境改善带来的大变化，历史上黄河多次决口，在齐河留下5条黄河故道，占全县总面积(1411平方公里)的50％，沙层厚度由10米到20米以上不等。因此，这里过去是“睁不开眼，张不开嘴，揭不开锅，找不到路”，现在则是一片绿色世界，“白天不见村庄，晚上不见灯光”。这个大变化给人们无穷财富和巨大力量。人们的信心大增，各项生产事业蓬勃兴起。
2006年6月，我到齐河参加林业经济讨论会，参观考察了该县的林业建设、林农牧结合新模式，感受到农民的喜悦和生产激情。
齐河经验的最可贵处，是它用实际成果证明了张薰华教授的新论点：“林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林字当头与林、农、牧、渔、副为序。”林业发展起来后可以带动其他产业的发展和生态环境的改善。
我知道的另一个绿化模范县黑龙江拜泉县，有了林后，春季种地不怕大风，不用种第二次，雨季也不怕大风雨破坏庄稼，环境幽美，自然灾害少，人民安居乐业与周围的县大不相同。
所有绿化模范县的经验，都值得认识总结和推广，这是我国最宝贵的实践经验。关键在于绿化引起的深刻变化，长期以来人们忽视了这一点。
河北曲周县发展林间经济的经验，是从另一个角度证实这一新理论的典范。该县有20多万亩林地资源。近年来，该县大力发展林间经济，在做强做大林业后续产业的同时，也使土地综合效益成倍增长。目前，该县林间经济已发展到1 8万亩，亩年均收益5000元，是林、粮、棉、菜等单一种植模式的2～3倍。林间经济有几种模式，一是银杏种植园里在林间种万寿菊，又发展到林花间作和林菜间作……二是林间养鸡或其他禽鸟，或养蘑菇。三是在棉田地垄上种株距3米的银杏树，采银杏叶卖给银杏茶叶公司，一亩可多收入近千元。利用的模式还在不断增加。如果20多万亩都利用起来，一个县的经济也就活了，就业范围也大大增加。
我在京郊也看了林间经济的几种模式并深受启发。开始政府要农民把种包米地造林时，农民发愁收益受影响，现在林间经济收入大增，他们高兴了。目前只是以养蘑菇为主，其他如种药材、养鸡、养蚯蚓等，还未开始，前景十分广阔。
这使我想到农田防护林问题，它是保护农田的，如果实现林农结合将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呢，林间经济不过是防护林的缩小而已。
林间经济内容十分丰富，从业务部门讲，矛盾重重，无法管理，种花、养蘑菇、养鸡、养兔、种药材……分属各家管。从农民讲，什么矛盾也没有，能经营什么就经营什么，收入都归自己。管理部门为什么要作茧自缚呢，不能放手让农民自管吗？这实在是一门大学问，又是当前政府部门分割的一大难题。
扩而大之，我们国家应在森林覆盖下，各种经济都是林间经济或林下经济，森林本身既有生态作用又有经济作用。做到这一点，建设生态文明的任务也就完成了。这令人想起王维在《桃源行》一诗中的两句话，“远看一处攒云树，近人千家散花竹。”这应是生态文明的目标，整个国家的缩影。从这个角度理解和思考张薰华教授关于林业的新论点，就能懂得它的深刻含义和对我国建设和谐社会、实现和平崛起的极端重要性，以及解决我国水土流失、荒漠化、石漠化等问题的极端紧迫性。近20年来，它受到冷遇，说明我国政府部门的领导和广大工作人员生态文明思想的缺失，为了吃饭忽视了生存环境甚至破坏生存环境，走了弯路，贻误了时机，教训实在太深刻了。
五、林草兴邦的理论意义和实际作用
张薰华教授的新理论给林草兴邦论增加了理论色彩。大搞林草建设，实际就是解决我国的水土流失问题、北方荒漠化问题和南方山区的石漠化问题，这是我国最大的生态环境建设工程，也是最大的生态文明建设工程。它解决的首先是中华民族的生存问题，从这个角度看，它的理论意义是十分巨大的。
由于它把生态环境建设与强国、富民结合起来，因而又是生态经济理论的生动实践。它实际上是20世纪生态农业县建设的扩大，在一个极大范围内建设生态农业，实现大农业发展战略，把林、农、牧、水各方面工作协调起来了，克服了掠夺性经营思想和经营方式，也克服了小农业经营思想和经营方式。
这样做，由于涉及许多部门和地区，当然也涉及许多学科和技术，综合性是极强的，要解决的问题十分复杂，难度也就很大。特别是山区本身就是一个十分复杂的大系统，草原面积如此之大，情况也十分复杂，当然也是一个复杂的大系统。不用系统工程的方式仔细分析研究，是找不到科学解决方案的。这方面有大量工作要做。所幸的是，根据钱老的建议，20世纪八九十年代，我们在用系统工程方法解决农业建设问题方面，已做了大量工作，积累了经验和人才，还编了一套农业系统工程丛书，这次可以用上了。
当前要解决的问题：一是组织几次大讨论会统一认识，这是十分必要的，不统一认识就无法统一行动。二是组织一个研究机构，认真研究，做好大行动前各项准备工作和有关资料集中、研究、处理。三是有一个强有力部门负责组织这项重大任务，并长期坚持下去，及时解决一些难题，难题是很多的。这是一项长期的攻坚仗，遭受长期破坏的广大山区和北方牧区，要建设好并重振雄风，绝不是轻而易举的事，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有没有捷径可走？有，就是认真总结这个广大地区内群众创造的成功建设经验，找到群众中的能人，依靠他们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建设，充分调动广大群众的积极性。这样做，可收事半功倍之效。我们的建设规划也得用群众能懂的语言编写，并听取他们的意见，执行时他们就会支持我们。
此外，第三部分提到的几个具体问题，也应该具体解决，以便各负其责地按统一规划去办，保证整个建设规划的顺利进行。
县一级行动起来是十分重要的环节。县需要解决的问题应早日解决，以便它们能轻装上阵。这个问题已多次提到，不详谈了。
四论：迎接生态时代降临中华大地
迎接生态时代降临中华大地
一、目前有两个生态环境建设活动在我国迅猛发展
一个是生态省建设活动。目前已有海南、吉林、黑龙江、辽宁、福建、浙江、山东、安徽等八省，经国家环保总局批准，进行生态省建设，此外，陕西正在修改生态省建设规划，江苏正在自下而上进行建设，广东正在编制泛珠江三角洲建设规划。这是人们经济建设思想的新觉醒，把生态环境建设与经济建设一致起来，与掠夺环境的老思想、老模式彻底决裂，一派喜人景象。这个新的建设活动，已在沿海各省兴起，会逐步向中西部发展，势将成为经济建设的主流。
一个是“生态家园富民计划”活动。农业部从2000年开始实施这项计划，主要内容是整合利用可再生能源技术和高效生态农业技术，建设以农村户用沼气为纽带的各类能源生态模式工程，与改圈、改厕、改厨结合，形成农产基本生产生活单元内部能流和物流的良性循环。以增加农民收入为目的，同时实现家居温暖清洁化、庭园经济高效化和农业生产无害化。由于国家加大了投入和高度重视，这项计划的示范县已达一千余个，并向革命老区和中西部地区倾斜。这一活动的形势也是十分喜人的。
如果说生态省建设活动以东部为主的话，“生态家园富民计划”活动，则以中西部农村为主。这个偶然形成的分工完全是客观需要决定的，符合事物发展规律。只有各自完成承担的任务并胜利会师，我国才能从目前的生态困境中解脱出来，创造一个优美的生态环境，使我国的经济、社会、生态协调发展，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此外，国家环保总局还搞了几百个生态示范区(大部分是县一级)，国家林业局还建设了一批林业模范县，各业务部门都有自己试验示范基地，它们都是生态经济思想的各种实施形式，促使环境与生产协调发展。
我们现在的任务，就是协调和组织上述各项生态环境建设活动，相互支持和促进，使生态经济思想与各行各业的生产活动结合起来，使我国的经济建设工作彻底与掠夺环境、资源的旧模式决裂，认真实行经济建设与生态环境建设协调发展的新模式。这样，生态时代就会真正来临，中华大地并将迎来新的黄金时代，我国就可能实现和平崛起。那时，“北京共识”与“中国模式”就更加吸引人和更有说服力。
应珍惜这个好形势，努力工作，迎接新时代的来临。
二、形势逼人，背水一战
上述形势的形成，绝不是什么人偶尔心血来潮提出来的，而是有深刻的时代背景的。具体说它是我国多种因素促成的，是国家生存和发展的迫切需要，也可以说是逼上梁山、背水一战，而且务求必胜。这里，我列举几个主要因素供参考：
第一，总的形势。
国家环保总局局长解振华在一次会上指出，我国各种排放污染物总量已超过环境自净能力的70％～80％。发展方式没有一个根本改变，2020年经济总量要翻两番，污染排放量就不止翻两番，那时，我们的资源难以为继，环境更不堪重负。
该总局副局长潘岳指出：我国人口、资源、环境容量已达支撑极限，在生态工业文明的路上再不能落后了。
他们的话是可信的，也是最有分量的，必须认真对待和思考。
第二，被称为空中死神的酸雨情况。
我国目前的酸雨覆盖面积已占国土总面积的1／3，是世界三大酸雨区之一，主要在长江以南即我国经济发达地区，前锋已达到以西安为中心的秦岭一带。
2004年我国煤炭产量可达19亿吨，国内用量将进一步增长，石油用量也大量增长；空气质量势将进一步恶化。
第三，七大江河水质恶化。
不适合饮用水源的河段已超过60％，许多河流已丧失灌溉功能。
设身处地想一下，许多沿河居民无水喝，有水也不能灌溉农田，洪泽湖的渔民不能喝洪泽湖的水，这是一种什么滋味，群众还能忍受多久？！
第四，城市地下水污染严重。
普遍受到污染。受到较严重污染的占64％，受到较轻污染的占33％，我国没有安全垃圾填埋场，只一层防渗结构，国外有的多达6～7层。经济发达地区的人民，已提出“被污染包围的小康有什么意思”的问题，有个材料说，一半以上的污水处理厂成为摆设。原因何在呢？
我国已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印染大国，同时也成为印染污染大国。
第五，全国湿地(地球之肾)陷入四面楚歌境界。
有关部门调查的376块湿地，有各种问题的占95．2％，只有18块无啥问题，占4.8％。
与此有关的，有些地方血吸虫病死灰复燃。
第六，海洋环境形势严峻。
许多海域赤潮频频发生，更严重的是渤海有可能成为世界上第二个死海，而其周边却是经济发达地区，距离北京也很近。
第七，北方荒漠化和南方石漠化的形势依然严峻。
不仅面广而且治理难度很大，特别是变动因素很多，需要长期综合治理。谁来综合治理呢？这是长期未解决的问题。
第八，农村面源污染严重，又与农业生产结合在一起，很难解决。
三河三湖治理就遇到了这个问题。
这涉及农业生产和乡镇工业改造以及农业本身实行循环经济模式等问题，这又是一个需要较长时间才能实现的问题。用现行的老办法是无法彻底解决的。
第九，人口问题。
我国最适宜人口是八亿左右，现已大大超过，如果人口在16亿时能稳定下来，我国将面临一个人的资源两个人用，而且要长期过紧日子的局面。这是历史形成的，短期内无法改变。
现在已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而且未富先老，又是人口老龄化最快的国家之一，这带来一系列问题。未来20年，我国将从劳动力和储蓄能力两方面受到制约。
上述九条是实实在在的问题，照老路走下去，只能走向灭亡，即自己“开除球籍”。
老路就是掠夺自然以发展经济的经济发展模式，也是发达国家的现行经济发展模式，当今世界种种生态环境问题，都是这种模式造成的。对这个问题，世界著名学者莱斯托· R．布朗在他的《生态经济——有利于地球的经济构想》和《B模式——拯救地球·延续文明》两书(已有中文译本)中，有精辟的概括和阐述。
他把经济发达国家现行经济发展模式称之为A模式，其特点是：“以化石燃料为基础，以汽车为中心的用后即弃型经济”(《生态经济：有利于地球的经济构想》P22)，它是建立在环境是经济的一部分的理论基础之上的，认为自然界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由于对自然界无限制的索取和掠夺，而扔给自然界的废弃物又大量增加，自然界无法承担和消化，一系列危机就不断涌现出来，首先是四大生态系统全面紧张，其次大气中CO2浓度不断增加，气温上升，冰川雪山融化，海平面上升……结果则是自然灾害频繁，危及地球和人类生存，A模式本身也无法继续下去。它违反了自然规律，遭到自然界严厉的报复和惩罚。
B模式就是“太阳／氢能源经济，城市交通则以公共轨道系统为中心，多用自行车少用汽车，再加上广泛的再使用／再循环的经济。而且我们必须稳定人口，越快越好”(前书P22)。这种模式不仅能够实行，而且已有一些成功典型，一些国家已取得可观成效。特别是新能源各国均有，不像石油和天然气只少数国家有，各国用不着为争夺能源而斗争了。实行这种新模式已不是要不要和能不能的问题，而是如何加快速度以挽救地球和人类免于消亡的问题，是各国领导者的觉悟和决心问题。资金和技术都不是问题。
布朗还认为B模式替代A模式，实际上是拯救地球的行为与破坏地球的行为在赛跑，必须在地球崩溃之前，建立起新能源经济体系，从而扭转破坏行为。时间实在不多了，替代的行动必须加速。
布朗明确指出，A模式不适合中国，但我国的经济发展模式正是A模式，虽然我们要积极努力实现人和自然的和谐发展，但仅是良好愿望，远未实现。我们的能源是化石燃料，而且煤的比重很大，由于近年来，汽车大发展，石油的需要量大增，石油进口量也大增，并将成为石油进口大国，二者造成的污染也将大增。这样，我国面临上述种种困境，就很容易理解，走新路的紧迫性更易理解。说背水一战，一点也不夸张。人口问题是另一性质的问题，有它自己的运行规律，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也有过错误，这是大家都知道的，错批了马寅初先生，不仅引发人口膨胀，还耽误了解决问题的时间。
三、苍溪经验的启示
苍溪县是四川省的产粮大县，总面积2330平方公里，人口76万。新中国成立以来，在以粮为纲时期赫赫有名，20世纪60年代是红旗县，70年代是学大寨先进县，还搞过农业机械化试点，但付出了沉重代价。到了80年代，成为国务院确定的四川省16个重点扶持的贫困县之一。在困境中苍溪人认真探索、积极试验，80年代中期走上发展农产庭园经济的新路。由于这样做符合广大群众的要求，从而极大地调动了群众的积极性，加上县领导认识到位，从各方面采取措施保证其顺利发展，庭园经济迅速在全县范围内蓬勃发展起来。到90年代末，全县19万农户中90％以上有了经济园，种植雪梨、猕猴桃、橘橙柚、蚕桑、中药材等共46万亩，户均2．4亩多。并且以乡为单位建成专业化程度较高的猕猴桃基地25个，雪梨基地34个，橘橙柚基地20个，蚕桑基地22个，长毛兔基地22个，肉羊基地25个。全县形成“西北部猕猴桃片，中南部雪梨片，东北部中药材、草食动物片，生猪蚕桑盖全县”的区域性经济格局。依托农副产品办起的加工工业，也形成了粮油饲料、畜牧食品、果蔬饮料、蚕茧丝绸四大骨干产业。广元市市委市府于1999年底，在全市推广其经验，四川省省委省府于2003年9月在该县召开会议推广其经验。
这里讲的县领导认识到位，实际情况是这样，1987年，当时任苍溪县委书记的赵洪银写了一篇文章：《庭园的魅力》明确提出庭园经济是农民继包产到户之后的又一个伟大创造，它打开了亿万农民致富的宝库。他认为农民创造了庭园经济，钟情庭园经济，庭园经济在农村传播，这是历史的必然规律。这个认识在当时是超前的，现在也是正确的，与国家推行的生态家园富民计划是一致的。更为重要的是，他立即抓住不放，积极推动这项事业。县里及时提出产成园、组成片、村成带、乡(镇)成规模的要求，及时引导庭园经济向规范化方向发展。他们把庭园经济当企业来办，组织各方面力量为它服务，在质量和效益上下工夫，积极创造名牌。进入90年代，结合农田基本建设，又提出庭园经济的“六个一”配套建设，即每户一个经济园、一口清洁卫生井、一口防旱池、一口沼气池、一个石板或水泥院坝，一条进出住户的硬化路，将庭园经济建设及时引向更高层次的发展。短短十几年，庭园经济成为全县农村经济的重要支柱，并且做到以生猪为主的肉类总产量在全省各县中名列第一，水果总产量名列第三，蚕茧、药材产量在全省名列前茅。
苍溪县至今没有什么大工业，也没有什么大的外来投资，他们就是凭着尊重群众的要求，依靠群众的积极性和有限的扶贫款，创造了庭园经济模式并把它办成一个大企业，并在贫困中崛起。从一些通讯报道看，每一个经济园的建成，都是农民的艰苦创业史，付出巨大的辛劳和汗水，没有高度积极性，是无法办成的。
从领导角度讲，县委领导敏锐地认识到萌芽状态的群众迫切要求和发展模式，并因势利导、大力推动，使星星之火迅速成为燎原之势，这是高明的领导艺术和坚强的组织才能，从某种意义讲，它更重要也更需要，因为类似苍溪农民的要求和萌芽状态的发展模式，各地都有，而像苍溪那样很快形成气候的则很少。我以为这是苍溪经验给我们的最大最深刻的启示，也是对各级领导提出的最大最迫切的要求：领导要有慧眼，要当伯乐。
一个国家级贫困县在短短几十年内，主要是凭借自己的力量，依靠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创造了庭园经济发展模式，实现了崛起，同时还实现了生态环境的逐步好转，实在是了不起的成就。它为所有贫困县树立了一个范例，又对所有贫困县而且对所有山区县提出一个新问题：如何找出各自的符合群众要求的切入点或突破口，实现迅速崛起，迎接2020年完成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光荣任务。当然也提出了应该认真发挥县级领导积极性的问题，县一级的作用是巨大的。
据我所知，现在有三个省区在全省区范围内推广某一个县的经验，除四川省推广苍溪县的经验外，还有广西壮族自治区推广恭城县的经验，黑龙江省推广拜泉县的经验，作用都很好。其实，新中国成立五十多年来；各省各地区均有许多成功经验，值得认真总结和推广。这样做不仅群众容易接受，更能进一步调动基层领导、科技人员和广大群众的积极性，作用和影响都很大。对此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是十分错误的。
为了推广各地的成功经验，各级主要领导就要深入下去，寻找、挑选、总结最成功的经验。这个从群众中来的工作过程，是很吃力而且艰苦的，还要深入浅出，用群众喜闻的语言写出来让群众爱读爱用。这是说服和动员群众的工作，非做好不可。一些科学研究成果，如果要广大群众接受和推广，也得这样做，这就要求有好的科普读物。不了解群众的要求、不懂得群众语言和没有较高的思想境界，是写不出好的科普读物的。没有好的科普读物，有关农业、农村、农民的科研成果又如何能让广大群众接受呢？我认为这是当前一个很大的问题。我回忆起一件往事，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生态学会一个年会上，马世骏先生提出农村生态化问题征求我的意见，他这个意见是超前的，极有远见。因此我向他提出用基层干部能懂得的语言，通俗讲解和宣传生态理论和生态经济理论，使他们能听懂、能接受，然后积极推行的问题。马先生坦率地说，这比用科学术语写难得多，但他承认很有必要并答应试试，可惜他后来遭遇车祸早逝，未能实现承诺，今天同样存在这个问题，而且更加迫切。时间过去了20年，这项工作再不能拖下去了。
四、由科学发展观决策想到的
新一届党的领导集体明确提出科学发展观，这一决策已成为当前各项事业发展的指导方针。这是令人高兴的，尊重科学实行科学决策风气将深入各级领导的工作体系，工作中的盲目性和瞎指挥将大为减少，工作质量将不断提高，与群众的关系也将不断改善。我们终于把赛先生(科学)请进来了。
这不能不使人联想到“五四”运动高举的两面大旗：科学与民主(即赛先生和德先生)它们密切而不可分的，对我们都非常重要，不能只请一位而怠慢另一位。从某种意义讲，德先生对我们更重要一些也更迫切一些，比如反对贪污腐败，反对工作中的不良作风，没有民主，没有群众积极参与和严格监督，是很难奏效的。
这又使人联想到1945年7月即抗日战争胜利前夕，毛泽东与黄炎培的一段对话。黄炎培向毛泽东提出：中国历史上的封建王朝都未能逃脱“其兴也浮焉，其亡也忽焉”这一历史周期律的支配，希望中国共产党能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个周期律。毛泽东的回答是：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个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毛泽东的回答是令人振奋的，不仅说明“五四”运动高举民主大旗是正确的，他还认为民主是共产党跳出历史周期律的最好办法。
这段问答佳话已过去近60年，“五四”运动已过去八十多年，我们今天还未请来德先生，实在令人遗憾。毛泽东掌握全国政权后没有实行，人们已有微辞，现在再不实行，就将失信于国人，问题就大了。其实人本主义与民主应是很接近的，真要以人为本，就得尊重民意，让人民当家做主。
现在最高决策层又大力推行科学发展观，把科学决策提到新的高度，也就同时凸显出民主决策的重要性，德先生应该请进来了，同时举起并实行科学与民主两面大旗、两大任务。十分清楚，这不仅是告慰“五四”运动时期先行者们的问题，更为重要的是正在降临的生态时代需要它们，即将来临的新的黄金时代更需要它们。13亿中国人民心情舒畅、意气风发地搞建设，其力量是不可估量的，将创造的业绩也不可估量，克服当前的困难更不在话下。
我们还能再迟疑吗？
五论：欢呼建设生态文明
欢呼建设生态文明
胡锦涛总书记在向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提出建设生态文明的任务。明确提出：“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方式。循环经济形成较大规模，可再生能源比重显著上升。主要污染物排放得到有效控制，生态环境质量改善。生态文明观念在全社会牢固树立。”
这段论述太令人振奋和高兴了。不仅提出建设生态文明的要求，而且提出奋斗目标和许多具体任务，还要求全社会牢固树立这个新的观念。就是说要使生态文明在中华大地上成长壮大并在人民的思想上牢固树立一个新的观念。生态文明理论进入党和国家的决策系统并有具体实施办法和要求，这在我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其作用和影响无疑也将是划时代的。特别是把它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结合起来，是以民为本思想的新境界，称之谓升华也无不可，我们不仅要富民，还要让群众的生活富而美。作为一名长期从事生态经济和生态文明研究和为之呼吁的老党员，不禁为之大声欢呼，更不禁要为它的实行贡献一得之见，大会期间，代表和媒体对这个新问题反映不甚热烈，更使我不能不说。故发而成此文。
一、这是科学发展观的一个亮点，也是对人类历史经验的尊重和汲取
科学发展观首先是承认和尊重客观规律，严格按规律办事。20世纪80年代初，著名经济学家许涤新提出自然规律与经济规律之间的主次问题，认为自然规律是主导的、决定性的，因为违反了自然规律，经济上首先要遭到损失。这个极为重要的论断在经济学界特别在经济建设中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尊重，我们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实际上是掠夺性的发展模式，以牺牲环境和高消耗资源为代价，在思想上认为自然界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这是牧童经济时代的过时观点。近三十年来，经济上是发展的，成绩也可以说是巨大的，代价太大了，不能继续维持了。但我们又必须在我们的国土上、用自己的资源发展经济、建设小康社会、强国富民，不十分珍惜资源，特别是没有一个好的生态环境、清洁饮用水和清洁食物，我们能安心而顺利地建设吗？这次提出建设生态文明并与建设小康社会结合起来，用积极建设的方法来纠正过去工作中的失误，为下一步的各项建设事业创造一个坚实基础，实在是科学发展观的一个亮点，值得大书特书。
这样做，又是认真汲取人类历史的惨痛教训。在人类发展的历史上已有几十种人类文明，由于破坏自己的生存环境，从地球上消失了。早在1955年，美国两位有经验的生态学家在他们所著的《表土与文明》一书中就指出，有一位人士曾对历史作了简要的概括，即“文明人走过地球表面，足迹所到之处留下一片荒土”。这种说法可能有些夸张，但并非没有根据。文明人掠夺了他长期栖息的大部分土地。这就是为什么他的进步文明从一个地方转到另一个地方的理由，这也是较古老的定居地区文明衰落的主要原因，这是确定各种历史趋向的主要因素。……文明人是如何掠夺优厚环境的呢？他主要是通过耗尽或破坏资源来掠夺的。他从长满树木的山坡和山谷里，砍伐或焚烧大部分有用的木材，在饲养牲畜的草地上过度放牧，使草地成为秃土。他捕杀大部分野生动物、大量鱼类和其他水生生物。他听任土壤侵蚀夺去他农场土地的肥沃表土，他让侵蚀的土壤堵塞溪流并让淤泥充塞水库、灌渠及港口。……他使用并浪费大部分容易开采的金属或其他需要的矿物。于是他的文明在他自己创造的掠夺中衰落下去，或者迁移到新的土地上去。已经有十到三十种不同的文明沿着这条道路走向覆灭(具体数目决定于将文明分类的人)。(英E．F．舒马赫著，《小的是美好的》商务印书馆，1985年，P66～67)。
老实说，上述掠夺环境的行为，与我们今天的掠夺与破坏的深度和广度比较起来，实在微不足道，但仍不免走向覆灭。我们现在的做法，其结果将是什么呢？出路又在何方呢？中华文明将在我们这一代人手里消失吗？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建设生态文明问题，它的深刻含义就更加清楚了。它是我们今后一切建设事业的基础和前提，而且是一切成就的先决条件。
二、我国现实生态环境也要求这样做
我国的生态环境问题已十分严峻，这里举一些实例。
第一，我国已进入污染高发期。国家环保总局一位副局长在全国环境污染事故应急电视电话会议上指出：我国已进入环境污染事故高发期，形势十分严峻(《人民日报》，2005-12-02)。
第二，中国科学院院士孙鸿烈指出：“我国生态、环境问题已经进入大范围生态退化和复合性环境污染的新阶段；未来我国生态与环境将面临新一轮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压力(《人民日报》，2006-O1-05)”。
第三，国家环保总局原局长解振华表示：“污染已大大超过环境承受能力”(《东方早报》，2005-03-15)。
第四，国家环保总局一位副局长指出：“人口资源环境容量已到支撑极限”(《中国经济时报》，2004-05-24)。日本《每日新闻》也指出：“中国环境负荷已达极限”(2004-04-26)。
第五，我国已形成一个广大的酸雨区并成为世界三大酸雨区之一。面积占国土的三分之一以上，而且位于长江流域，造成的危害尚未具体研究。对这个被称为“空中死神”的怪物，必须进行认真研究，设法减轻其危害。造成的原因更需要研究解决。
第六，水土流失严重。我国是世界上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国家之一，这是山区的一块心病。除已治理的，目前还有200万平方公里待治理，按照现在的治理速度，需要一百年工夫，这太不适应小康社会建设的需要了。应该加大治理力度和速度。南方山区还有一个石漠化问题有待解决。
第七，北方草原三化严重，情况更令人担忧。中国科学院院士草原学者张新时指出：“我国北方草原已成为和即将成为一个不能自我维持和不可持续发展的系统”，他要求尽快改变目前的生产方式(《人民日报》，2006-11-24)。国际著名学者莱斯托·R．布朗指出：“中国正在输掉对沙漠化的战争”(《参考消息》，2003-08-15)，最近又指出：“中华文明正在流沙面前退却”(《地球不堪重负》东方出版社，2005．9，P125)。有关的具体报道太多，不胜枚举，关于内蒙古大草原、锡林郭勒盟草原、呼盟草原以及宁夏、新疆等地的有关情况，都有令人震惊的报道。北方草原对北方农区和一些大城市太重要了，必须加大治理力度，使之恢复生机和重振雄风。
第八，我国耕地遭受重金属污染的，约占总面的1／5；营养不良的约占2／3。农村的污染情况已很严重，不少地方找不到清洁饮用水。
第九，南方近10亿亩草山，潜力很大，却长期处于自生自灭状态，没有经营起来，这个状况也令人不安。
从上述情况看，我国农区、山区、牧区都面临不同性质的严峻问题，不认真解决，我们的经济建设、小康社会建设、新农村建设都无从谈起，而且威胁到民族生存和国家安危。就是说，我国严峻的生态环境现实，也要求我们建设生态文明，认真解决人与自然界和谐相处问题。
由于全球气候变暖和海平面上升，已使生态环境成为一个世界性难题，各国都在苦思对策。我国现在提出建设生态文明来解决这道难题，说明我们的智慧和勇气，只要取得成功，对已对世界都有好处，应力争做到这一点。
三、山区和牧区是建设生态文明的关键所在
我国是一个多山国家又是一个草原大国，这是我国的国情又是优势。从大农业用地讲，全国约100亿亩，农区20亿亩(现在只剩下18亿亩多一点，还将减少)，山区和牧区共为80亿亩。从生产粮食讲，后者的可能性不大，但发展草食畜牧业和木本粮棉油却潜力巨大，这正是我们所急需的。因此，我以为建设生态文明应认真建设山区和牧区，说从这里开始也可以。
这样做的好处是：
第一，可以很快取得成效，并使两区人民逐步富裕起来。在牧区选择条件较好地段建设以饲料桑和豆科灌木为主的灌丛草地，发展草食畜牧业，由于已有典型和经验，是比较容易的，可以较快地建成较强大的畜牧基地。在山区发展木本粮棉油生产同样比较容易，不仅有典型而且已有一定规模，群众更有积极性，形成比较大的生产基地也是比较容易的。这样做，既可以富民又可以调动群众积极性，进一步扩大建设规模。
第二，屏障农区又减轻农区压力。
山区牧区建设起来，首先是屏障农区，一是减少风沙灾害，二是减轻水旱灾害。其次，畜牧基地和木本粮棉油基地建成后，农区的粮食和肉奶供应压力就能逐步减轻，有利于调整生产结构和富民。这是釜底抽薪法，作用是很大的。
第三，山区牧区两个基地建成后，将出现可喜的新情况。不仅草原畜牧业产品可以大量出口，我国猪肉就可以自食为主，缩小养殖规模，减少饲料用粮，有利农区进一步调整生产结构。大量木本粮棉油产品还可能影响我国出口格局，这方面的潜力是十分巨大的，内容更丰富多彩。
第四，更重要的，我国广大贫困地区将发生根本变化。它们几乎都在这两个区域，两个强大生产基地建成后，他们是最大受益者，当然会逐步坚实地富裕起来，生态环境也同时会好起来，因为既是生产基地，又是一片绿色世界，只要科学地解决后续加工的污染问题，生产是完全可以持续的。
我有一篇小文(从农桑立国到林草兴邦)详谈这个问题，这里只简单地说一下。
四、发挥县级组织的推动作用
要在全国建设生态文明，关键要发挥县一级组织的积极作用，有效推动这项工作。县一级是基层政权，可以组织全县人民特别是广大农民从事各项生态环境建设活动，这是我国的传统又是优势，今后仍应是这样。全国两千几百个县，可以在上级领导机关的指示下，统一行动，形成巨大的力量，完成各项重大任务。“郡县治，天下安”，这是我国的历史经验，说明县级工作的极度重要性。中央的各项政策实施的好坏关键在县一级，“欲知朝中事，去问山里人”，这是我国人民的经验也是结论。
怎样发挥县一级的推动作用呢？这方面我们是有丰富经验的，效果也很好。
我讲一件往事，1978年我被调到中国科学院搞农业现代化试验县工作。大约1979年初，钱老钱学森托人转告我：农业是一个复杂的大系统，不用系统工程的办法搞出一个科学发展规划，谁来指挥都将是瞎指挥。对于钱老的这个论点和好意我完全接受，并积极开办培训班，他派两位专家来讲课然后到试验县实际操作，搞全县的发展规划(以农业为主涉及有关产业)。五年之内，不仅五个试验县搞了规划，由于连续办培训班，许多科技部门和县也派人来参加，回去后自动搞规划。1983年我离开中国科学院后，这项工作继续进行，后来的生态农业县建设，也是这样做的，效果也是好的。参加培训班的学员们主动在各地办班和搞试点，试点范围愈来愈大，80年代中期我们还编了一套农业系统工程丛书，集中了这方面的成果和经验。后来见面时，钱老还称赞说把系统工程方法用到农业上是一大功劳。我以为发展县域经济一定要用这种方法扎实地干，凭领导人拍脑袋决策是十分危险的。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当前有几个做法应该切实改正过来。
第一，县级党政领导调动太快，而且一届政府一本经，互不衔接，工作和建设无法有计划进行，这种状况必须改变。
一般的说法是，三年一任，头一年了解情况，第二年开始工作，第三年准备后事。在这种情况下，长期建设工作不能进行，只能搞点政绩工程和花架子，对建设事业十分不利。
第二，县级领导没有综合利用县级各部门人财物力的权力，无力组织重大的建设事业。上级业务部门直接管到县的业务部门，权力部门尤甚。县领导说，我们能有什么计划，上级部门让干啥就干啥，有时部门之间工作上发生矛盾，县也无能为力，听之任之。我国这么大，各地千差万别，县级没有综合权力，实在不利于建设工作，这个状况也应该改变。
第三，县应该有固定的财政收入，保证工作能顺利进行，讨饭财政的问题应该解决，这是财政体制应该认真解决的大问题。
第四，最重要的，县级应该有一个综合发展规划，一定时间内，各届政府都应认真执行，工作互相衔接，真正做到一届接着一届干，一张蓝图绘到底。领导干部任期应该比较稳定，能安心扎实工作，使各项工作特别是建设生态文明的新工作能顺利而扎实地进行下去。让群众看到，我们的基层领导和干部真正安下心来，一心一意搞经济、社会、文化等建设事业了。
五、认真总结群众经验，调动群众的积极性
广大农民群众长期在农业生产第一线，天天与自然界打交道，也受到自然规律的严格考验。他们为了生存和发展，不得不全身心投入，因而在各方面均不断有新经验新成果产生，形成一个巨大的智慧宝库。山区和牧区，由于生产条件十分严酷，新经验和成果尤其多。仅我个人的了解，虽然十分有限，就有如下一些：在水利建设方面，北方有甘肃定西地区的“一·二·一雨水集流工程”虽然是古老水窖的运用，但受到联合国有关方面的奖励并走出国门，国际有关组织在甘肃办培训班，为许多国家传授这个经验。南方有广西凤山县农民创造了在地头修建水柜(集雨池)的办法，解决干旱问题。《人民日报》头版报道了此事，大标题就是《一“柜”解了千年愁》(2003-02-09)。它推动全县经济的发展，现在全县全自治区推广。这种工程，在水利上挂不上号，我称之为“微型工程”，它成了山区农户的生存和致富之源，甘肃已发展到一户多窖，有达五六口的，可以搞大棚蔬菜了。如果山区普遍推行，山区农户就可以稳定生产并逐步富起来。还有小流域综合治理和开发，也是农民创造的，作用更大些，水保部门已在全国推广。在豆科灌木草地经营方面，群众的创造更多。山西偏关县发展柠条和牧草，现在成了山西的养羊基地；甘肃定西县农民经营了几座柠条山，长势很好，蓄住了水又保住了土，几年后就是养羊基地，那里荒山秃岭很多，如果经营起来，就成为一片绿色世界，又是一个强大的畜牧基地，农民当然随之富起来。在草原这类例子更多。在木本粮棉油经营方面，在山区已形成一批板栗县、大枣县、银杏县、花椒乡、核桃乡……南方已有人在石漠化土地上经营起干臬林、油料林，给人以极大启示。总之，这方面的潜力很大，发展前景广阔。现有典型已很多，新经验更不断涌现，认真总结推广，既能推广成果，更能调动群众的积极性，推动山区和牧区建设，这又是最有力的生态文明建设，一举多得。上面讲的主要是山区、牧区，广大农区同样是很多的，限于篇幅和个人视野，这里没有谈到，十分遗憾。
当前主要障碍是，一些部门和干部只相信自己的设想和创造，只推广自己的东西，忽视甚至看不起群众的成功经验和创造。他的东西群众不买账，群众的好东西又得不到支持，形成两张皮、各干各，许多工作推不动这是一个重要原因。老实说，我们的许多“政绩工程”、花架子、示范点，和只给领导看的“典型”，华而不实，对群众毫无用处，他们能看得上吗？能无意见吗？必须先认真解决这方面的问题。
总之，我国广大农村群众的创造和好经验是很多的，而且还在不断涌现出来，它们非常实用和可贵，应该十分重视并认真推广。这不仅有利于工作，更有利于调动群众积极性，这样做正是尊重群众创造和以民为本思想的具体表现。做到这一点，不仅有利于建设生态文明，各项工作都将比较容易推行。这是党的执政能力提高的表现，也是干部作风好踌的表现，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也就落到实处了。在新一届党中央领导下，一定能做到这一点，新局面一定会较快地到来。
☆石山简历
1915年生，1936年夏考入国立中央大学经济系，1938年夏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春调赴延安，1942年秋调到晋绥解放区。1950年春调到中共中央东北局办公厅农村组，从此未离开农业战线。1955年调到由谭震林领导的中共中央办公厅农村组。1978年春，任中国科学院农办主任，1979年任中国科学院农业现代化研究委员会主任，并任该院的副秘书长。1982年冬调到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任顾问。1995年夏，中组部批准离职休养。其离而不休，继续热忱从事“三农”调研活动。其数十年如一日，研究和主张发展大农业，大力提倡发展生态农业，出版专著多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