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6日，在以“精准扶贫政策效果评估”为主题的中国宏观经济论坛（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会上，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院长郑新业代表课题组发布了论坛主报告《精准扶贫政策效果评估》。
报告提出，贫困是世界面临的最重大挑战之一。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增长“奇迹”，同时创造了史无前例的减贫成就。但仍然有部分地区、部分人口处于贫困状态。中央提出在2020年，现行标准下全面脱贫的宏伟目标。在此过程中，全面科学评估精准扶贫政策的实施效果，不仅对实现全面脱贫目标，保证2020后不返贫是必要的，而且对国家中长期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有价值，甚至对短期的反衰退也是重要的。
报告发现，尚未脱贫人口的突出特征是地理位置偏僻，远离市场，家庭结构老龄化、人力资本低，患病和残疾家庭超过一半；基本生存条件有待提升，饮水困难、居住危房较多、生产性用电难以接入、医疗条件，教育条件较差等。贫困人口识别有待精准，政策和公共物品提供的针对性有待加强。在此背景下，精准扶贫提出精准识别，因人因户施策，因村提供公共物品，并将扶贫的思路从单一公平视角增加贫困户收入，转换为增长、发展和波动多重视角。以提升效率为核心的精准扶贫政策不仅能提升公平，而且在新发展理念下是潜在的新经济增长点，一定意义上还具有反经济衰退的功能。
报告主张，从经济增长未能“涓滴”到所有贫困人口的这一现实出发，从增长、发展、波动以及全球视角讨论精准扶贫的必要性和科学消除问题，在梳理政策组合的基础上，结合国际主流的“大推动和小规模局部改革”的减贫思路，在分析体制变化和财力的基础上，讨论我国政策的短期和长期有效性，以及最困难人群的发展路径。
报告发现，首先，在“精准”方面，基层政府通过体制变革，有效实现了精准识别穷人，精准识别个体需求和公共偏好。一是精准识别穷人。2017年被清退的不符合贫困标准的贫困人口比例达12.8%，个别乡镇的清退率高达40%以上。二是精准识别个体需求。注重因户施策，指派帮扶人精准识别贫困户的致贫原因，并将贫困人口的脱贫需求同帮扶政策匹配起来。三是精准识别公共物品偏好。通过下派利益中立的驻村第一书记，既保证了村公共决策尽可能代表群众利益，也发挥了基层干部的信息优势。与此同时，巡查督查制度的设计进一步保证了各扶贫项目的落实符合贫困人口利益。
其次，在政策组合及效果方面，精准扶贫政策短期内提高了要素的利用率，长期内有助于人力资本积累和要素生产率提升。短期内，基础设施建设、农业保险、退耕还林等政策提高了贫困农户所占有的各类存量农林土地资源的利用率，使得农户生产性收入增长了0.7倍；引进扶贫车间、交通补贴计划及公益岗位提供等政策增加了贫困人口的劳动供给，劳动适龄人口的平均工作时间从2014年2.8个月增加到2017年的4.6个月，工资收入增长了2.2倍。长期内，按照多维贫困标准，当地公共基础设施、教育、医疗、住房等均有显著改善：道路通达率100%；水塘、文化广场建设、卫生安全设施投资力度加大；教育投资和救助覆盖从幼儿园到大学阶段的贫困学子，享受面向因病因残致贫家庭的多个健康扶贫政策的贫困人口占比达24.28%。这将提升未来贫困地区在潜在生产率。
第三，财政支出方面，财政“大头”支出基本完结，未来扶贫财政投入压力将减小。精准扶贫期间，扶贫资金投入规模大、增长快，2014-2017年间的平均复合增长率达到33.6%，以县政府统计的扶贫资金台账看，建档立卡人口相关财政投入达到3.59万元/人。其中，基础设施建设占总财政投入比例达63%，财政支出瞄准持续投入压力较小、未来长期收益较大的项目。总体来看，经过4年的持续大规模投入后，农村贫困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大幅提升，易地搬迁、危房改造、土地整理、安全饮水、文化广场等投入较大的项目都已经基本完成建设工作，基本预期未来财政投入压力将会减小。
第四，返贫风险集中在因残致贫的家庭。在尚未脱贫的家庭中，因病、因残致贫占比高达70%。这部分家庭普遍缺乏劳动力、教育水平较低，其主要收入来源于政府的转移性收入。一旦政府支出减少，这部分家庭将继续陷入贫困，部分已脱贫的家庭可能返贫。
报告建议，应当构建“体制—增长要素—可持续发展”的“三位一体”扶贫体系，用以制定和完善长远可持续发展的政策。优化精准扶贫体制，在顶层设计中考虑基层的差异性；坚持绿色发展与产业扶贫相结合；设计和推广劳动力激励计划，提高贫困户劳动供给；从扶贫向社会保障转变，将贫困人口纳入社会救助体系；重视中长期评估。